前 言
1月26日是努里·比格·锡兰65岁生日，恰逢新片《枯草》上线流媒体，我们借一篇探讨锡兰电影艺术的文章来梳理他的电影序列。锡兰不乏耐性，沉思和形而上思维的大师气质在这个电影追求即时满足的时代显得格外突出。自2014年荣膺金棕榈之后，这位土耳其导演凭借其反思性之作《枯草》再度回归戛纳。
在《枯草》的press kit中，锡兰是这样介绍他的电影：“《枯草》的主角是一位身处土耳其东安纳托利亚地区的义务美术老师，驱使我通过他的经历来形成叙事的主要原因是，这样一个主题可以呈现出丰富的情节和事件，可以为讨论基本概念提供空间。在我们国家，这些基本概念我们通常用二分法来理解，比如善与恶，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这位美术老师即将结束他在东安纳托利亚一个偏僻地区的义务服务，他多年来一直以被调往伊斯坦布尔的梦想来安慰自己。我们不仅试图探索作客的异乡人与作主的本地人两者之间的差异，一种疏离感的内在影响，远离中心身处边缘的感觉，而且我们还试图梳理和解释当地居民的挣扎，以及他们周遭的环境、种族和社会结构的动态。尽管彼此相爱的可能性永远存在，但偏见、筑起高墙、过去的政治创伤，以及让最亲近的人为自己的错误付出代价的冲动，将枯萎的灵魂进一步推向孤立的境地。每张脸都充满了绝望，每个人的步态都很疲惫，每个声音都在寒冷中回荡着苦涩的音符，“命运”的印记变得格外突出。我们想传达的是，早年被派往东方的公务员和教师，他们个人意志的逐渐衰落。在那里，他们往往带着理想主义的活力开始他们的任务，但理论和现实之间存在差异，理想随着时间流逝变成失望，慢慢成为负担。尽管他们还存在漂泊的内在动力，却无法摆脱虚无感。当一个人感受到土地和自然中的痛苦时，就会觉得有必要从头开始重新评估对、错、失败和纯真的概念。在一个因历史原因而变得沉默的偏远地区，我们试图传达那种在义务服务事务中发展起来的枯燥乏味的味道、教师的职业命运对勉强度日的不变坚持，以及崇高纯洁的理想与残酷无情的现实之间的关系。”
以下是来自《好莱坞报道》撰稿人Scott Roxborough关于锡兰的文章。《枯草》女主米尔维·迪兹达尔拿到第76届戛纳电影节主竞赛单元最佳女演员
十字大道[1]上的传奇
努里·比格·锡兰缓慢而纯粹的电影艺术
[1]十字大道（原文Croisette）：由于戛纳影展的主办地节庆宫就位于十字大道上，标题暗指戛纳电影节的传奇。译者：Latina
不想学电影的电影爱好者。
作者：SCOTT ROXBOROUGHMAY 27, 2023土耳其导演努里·比格·锡兰喜欢慢工出细活，他是现今最杰出的慢电影[2]实践者之一，这种电影制作理念最初由俄罗斯导演安德烈·塔可夫斯基（Andrei Tarkovsky）开创，并由西奥·安哲罗普洛斯（Theo Angelopoulos）、阿尔伯特·塞拉（Albert Serra）、贝拉·塔尔（Béla Tarr）、凯莉·莱卡特（Kelly Reichardt）和拉夫·迪亚兹（Lav Diaz）等导演继承，它抛弃了好莱坞流行大片的快速剪辑和无休止的前进剧情（比如《夺宝奇兵5:命运转盘》），而是选择了更加严肃深沉的、形而上的方式。[2]慢电影（Slow Cinema）：是电影艺术的一种类别，其特点是极简主义，具有观察性，很少或几乎没有叙述，并且通常强调长时间拍摄。
锡兰电影中的角色都并不活跃，他的电影几乎没有动作场景或传统的悬疑情节，故事线也相对简单。2002年的《远方》（Distant）描述了一个乡村工人去伊斯坦布尔拜访他的表弟。2011年的《小亚细亚往事》（Once Upon a Time in Anatolia）主要围绕刑警们挖掘出一名被谋杀的受害者尸体，并驱车长途返回城市进行验尸。而在锡兰2014年戛纳金棕榈奖作品《冬眠》（Winter Sleep）中，一位老演员和他的妻子、姐妹坐在旅馆里闲聊。这位导演的视觉美学主要以广角镜头、长镜头和极少的摄影机运动为特征（日本电影大师小津安二郎对他有重大影响），迫使观众放慢节奏，从而专注于微妙的动作或词句转折，以此来揭示角色和场景的细节。他的电影绝非泛泛而谈，而是通过使观众陷入沉思的心境，深入探索那些宏大问题——存在的本质、生命的意义，不再关注故事的发展方向，而是反思这个世界究竟是什么。在《枯草》（About Dry Grasses）（片长3小时17分钟）戛纳首映前，锡兰接受了《好莱坞报道者》采访，他表示：“我始终感觉真实生活与电影中所遇到的现实之间存在着巨大的鸿沟。我的电影致力成为一场能够研究这些差异的探索之旅。”相比于试图激起或分散观众的注意力，他常常将厌倦作为一种艺术策略。他说：“最开始让我感到厌倦的电影反而成为了我生命中最重要的电影。我们生命中最重大的决定通常出现在最无聊的时刻。厌倦有潜力使人们处于正确的心态，能够感知最艰巨的真相。正如德国籍犹太哲学家瓦尔特·本雅明（Walter Benjamin）所说：‘如果说睡眠是躯体松弛的顶点，那么，厌倦（Boredom）则是精神松弛的顶点。厌倦是孵化经验之蛋的幻想之鸟。'[3]”[3] 出自本雅明《讲故事的人——尼古拉·列斯科夫作品随想录》，此处引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张耀平汉译版本。社交媒体和数字技术摧毁了人们的注意力，并培养了即时满足和快速多巴胺刺激的文化。在这样一个似乎急于走向自我毁灭的社会中，锡兰的电影让人真实感受到超越时间的，细嚼慢咽般的电影体验。这位64岁的导演是在戛纳红毯台阶上走过的最受赞誉和推崇的电影人之一。《枯草》已经是他第七次参加戛纳竞赛，如果算上他1993年的短片处女作《茧》（Cocoon），那就是第八次了——而且他很少空手而归。《远方》获得了评审团大奖和最佳男演员奖，颁给了两位主演：穆扎菲·奥德默（Muzaffer Özdemir）和伊敏·托普拉克（Mehmet Emin Toprak）；《适合分手的季节》（Climates）（2006）获得了费比西国际影评人奖；2008年的《三只猴子》(Three Monkeys)获得了戛纳最佳导演；《小亚细亚往事》为他赢得了他的第二个评审团大奖；而《冬眠》则获得了金棕榈奖。他在30多岁时才拿起摄影机，并在36岁时完成他的第一部短片。“大学毕业后，我至少花了十年时间什么都没做，只是思考着要如何谋生。”2009年锡兰在伦敦BFI Southbank告诉观众，“年轻的时候，你会更加勇敢，即使犯错误也是更好的。”锡兰于1959年出生于伊斯坦布尔，曾就读化学和电气工程专业，但从未从事过这个行业。“当我作为一名工程师毕业时，我意识到这不适合我，”他说，“我开始环游世界，试图理解我真正想要的是什么。在西方度过一段时间后，我去了东方的喜马拉雅山徒步旅行。回到土耳其后，我去服兵役。那个地方真正让我决定了去从事电影行业。在那段时间里，我非常孤独，阅读了大量的书籍，主要是俄罗斯文学。这使我尝试将文学与艺术形象相结合。实际上，当我19岁时第一次读《罪与罚》（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时，我就感到我的生活从此不复以往。”锡兰曾表示自己拥有一个“俄罗斯的灵魂”，他反思性的、充满悲情的叙事风格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俄罗斯文学大师的影响，尤其是安东·契诃夫和陀思妥耶夫斯基。《冬眠》就改编自契诃夫的短篇小说《妻子》。然而，在锡兰的早期作品中，文学灵感尚未转化为对话频繁的剧本。他说：“起初，我对于写作对话场景并不自信。我的第一部长片《小镇》（The Small Town）（1997）中的对话简直是一场灾难。当我第一次在柏林电影节与观众一起观看时，我感到无地自容。从那以后，我的整个职业生涯就为解决对白问题而不断挣扎。无论是你的电影、你的风格，甚至是你作为一个人的个性，弱点总是以某种方式塑造了你的命运。也许我的一生都在拼命努力克服自己的不足之处。”锡兰最近的电影——尤其是《冬眠》和《枯草》——几乎过于偏爱对话，包含长时间的争论与哲学论辩，即使锡兰使用的语言倾向于不谈论实际的事情，而是在词藻间蕴以意义。“对我来说，对话只有在他们胡扯、与电影无关的时候才起作用。”他在BFI的讲台上如此说道，“我试图用情节、肢体语言等来阐明电影的意义，而不是用对话……在拍摄过程中，我最终把对话删除了，所以最后就没有对话了。”1999年，锡兰将他的第二部电影《五月碧云天》（Clouds of May）带到柏林，这是一个关于一名电影人回到家乡并努力拍摄电影的轻喜剧。这次他参加了竞赛。然而，他的国际突破将在三年后的戛纳电影节上实现，当时他的作品《远方》在主竞赛单元首映。这部电影涵盖了导演所有作品中最具象征意义的场景之一：下岗的工厂工人Yusuf从乡村来到伊斯坦布尔与年长的亲戚（穆扎菲·奥德默 饰）一起生活，后者曾是一位前途无量的摄影师，现在被迫拍摄乏味的商业庸作。在他们最初一起度过的某个晚上，穆扎菲或许为了与表弟互动，又或许为了展示自己的艺术品位，他播放了安德烈·塔可夫斯基的《潜行者》（Stalker）的录像带。Yusuf很快感到无趣并去睡觉了。不久后，穆扎菲切换了录像带，开始观看色情片。当Yusuf踉跄地回到客厅时，穆扎菲急忙关闭淫秽内容，又回到了塔可夫斯基的电影。这个场景涵盖了锡兰风格中的所有元素——土耳其乡村与城市社会的对比、对家庭关系的关注、细腻的角色塑造和巧妙的幽默，甚至对慢电影先驱塔可夫斯基的引用——都融入了一个连贯的镜头中。《远方》在戛纳上映时，被誉为是电影界一个重要新声音的到来。但对于锡兰来说，这一刻是苦乐参半的。托普拉克是锡兰真实的亲戚，他扮演了Yusuf一角，正如他的角色，他是来自安纳托利亚乡村的一个工厂工人。他用电影赚来的钱买了一辆二手车，当《远方》在安卡拉电影节（Ankara Film Festival）进行世界首映后，他在开车回家的途中遭到车祸去世。他在戛纳获得的最佳男演员荣誉是追授的。尽管锡兰与他的离世无关，但这一事件给他的成功蒙上了阴影。“我感到非常难过，非常内疚，”导演在2004年表示。锡兰第二部参加戛纳竞赛的电影《适合分手的季节》中，愧疚和个人痛苦也是核心主题。这部电影冰冷地剖析了一对中年夫妇Isa和Bahar之间破裂的关系，Isa和Bahar由锡兰本人和他现实生活中的妻子（也是常驻合作编剧）埃布鲁·锡兰（Ebru Ceylan）出演。在其最近的电影中，导演扩大了故事的范围，偶尔（当然是微妙地）嵌入更多类型领域。2008年的《三只猴子》是一部心理剧，讲述一个虚伪的政客在意外撞死一名行人后，试图让他的司机替罪。这个安排让司机的家庭分崩离析，但当司机的儿子为了报复而杀死政客时，司机试图找到另一个替罪羊来承担责任，内疚的循环就此延续。《小亚细亚往事》表面上是一部警匪片。在两名囚犯的帮助下，刑侦队和一名法医在安纳托利亚乡村寻找一名被谋杀的受害者尸体。他们找到了死者，报告案件并进行了尸检。除此之外几乎没有发生其他事情，但在这部渐入佳境的剧情片中，观众的同情心发生了转变，因为自首的凶手变得越来越让人同情，而调查人员的道德败坏则越发明显。《冬眠》中没有犯罪行为，或者至少没有非法行为，但这部电影讲述了一个曾经的演员经营着一家安纳托利亚酒店，并一心想要成为人人皆知的知识分子。它是对权力滥用的深刻研究。它还探讨了土耳其所谓的精英阶层如何放弃了对同胞的道德义务。Aydin（Haluk Bilginer 饰）将自己视为艺术家和慈善家，但实际上，他是一个剥削他人的房东，让别人替他做肮脏的工作。一小段暴力将打破表面，而他的生活也轰然坍塌、坠入尘埃。在2014年戛纳电影节上，《冬眠》获得了金棕榈奖，评审团主席简·坎皮恩（Jane Campion）称这部电影为“真实”、“不懈”和“迷人”的。自《适合分手的季节》以来，锡兰的所有电影都是与他的妻子共同撰写剧本。“当宣布获得金棕榈奖时，我妻子眼中的泪水是我在戛纳最喜欢的时刻，”锡兰说道。在他2018年的戛纳入围影片《野梨树》（The Wild Pear Tree）中，锡兰将来自土耳其山区不吸引人但坚韧且无处不在的多刺植物作为主角的象征：一位尚未发表的作家正经历着政治和精神上的危机，无法在城市找到工作，只能回到他长大的家乡和村庄，尽管他对这个地方深恶痛绝。“如果我是独裁者，我会他妈的在这个地方投一颗原子弹，”他咆哮道。这部作品暗示了一些社会批评，但锡兰不鼓励将他的电影解读为对其国家政治状况的直接评论。“尽管我的电影在某种程度上根植于土耳其的一些政治和社会现实，但我希望它们更多地挖掘存在主义、疏离感和人类现状等主题，以创造一种内省和哲学探讨的感觉，”他说道。这在他的最新作品《枯草》中实现了。故事（作为锡兰的电影，对于“故事”这个词需要使用得宽泛些）讲述了一位年轻的艺术老师被派往偏远村庄履行义务社会服务的故事。“这部电影的创作灵感部分来自我们的合作编剧阿克·阿克苏（Akin Aksu）在土耳其东部履行义务社会服务期间所写的笔记和日记。” 锡兰说道，“起初，我对此并不太感兴趣，但在这些文字中偶尔可以找到令人大为惊奇的关于人性特质的一些线索。随着时间的推移，我意识到我无法忘记这些文本，于是我开始思考我们可以通过剧本创作来拓宽和丰富这些细节。”起初的无聊渐渐演变成入迷，最终呈现出了一部既是关于爱情三角关系、又是关乎道德规训、还有对土耳其教育系统批判的电影作品。可能不是所有人都喜欢——锡兰的电影很少能满足所有人——但如果历史可作参考，这部作品可能会受到戛纳评审团的青睐，并进一步传播锡兰缓慢而纯粹的电影艺术之教义。“戛纳仍然是电影艺术最坚固的堡垒，”锡兰说道，“我的电影启程于此，遍布世界。（戛纳）帮助我的电影沉浸于灵魂之中，并于其中找到了一席之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