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戛纳宠儿”、土耳其导演努里·比格·锡兰素来以“慢电影”著称，其作品习惯“缓慢地凝视无聊”，时长动辄两三个小时。早期的锡兰电影惜话如金，对白少、留白多，尤以《远方》（2002）和《小亚细亚往事》（2011）为代表。直到《冬眠》（2014）问世，影片中才开始有大段大段的对白， 《野梨树》（2018）中更有两段加起来接近一小时的对话。在其新作《枯草》（2023）中，锡兰延续了这种充满人文关怀和哲学思辨的谈话。

《枯草》的创作灵感源自锡兰的一位合作编剧的日记和笔记。它在锡兰的脑海里沉寂发酵了好几年，最终改编成电影。《枯草》讲了一个这样的故事——年轻教师萨密在土耳其安纳托利亚的一个偏僻乡村学校履行义务教美术，服务期将满，他满心期待调往大城市伊斯坦布尔，并以此安慰自己“枯草”般的生活。梦想破灭后，他百无聊奈、消极怠工。萨密在班上格外照顾的女生施芬，因为写给萨密的情书被其他老师发现，加之萨密对此的态度令她心生怨恨，于是夸大其词举报萨密骚扰自己。萨密因此被调查。而他的好友同事，获得了萨密相亲过又主动放弃的一位失去一条腿的女教师的欢心，这又令萨密心生嫉妒，继而故意使绊，掺和到他俩的感情中去。但是和女教师的一席长谈，让萨密开始反思……

萨密是我们身边常见的那种人，整体良善，有点虚伪，内心藏着一丝“隐秘的恶”。他的精致利己，在号召集体主义、英雄主义的社会背景下，更显无力感。

执导过多部长片和短片的锡兰，其电影的文学性有目共睹。锡兰作品的题材也多和文艺相关，《五月碧云天》（1999）讲的是一个青年导演回家乡拍片的故事，《远方》的主人公是一位独立摄影师，《冬眠》的主人公是转行从事专栏写作的退休戏剧演员，《野梨树》事关一个尚未发表的文学青年的出书梦。观看长达197分钟的《枯草》，有如读一部影像版的契诃夫小说。（《冬眠》直接化用了契诃夫的短篇小说《妻子》和《好人》，“契诃夫”赫然出现在该片编剧行列。）

作为“精神俄国人”，锡兰从不掩饰自己对俄罗斯文学的仰慕，那恐怕就是他电影的精神养料了。他在去年6月接受《北京青年报》采访时表示，“实际上我是更喜欢文学的……可惜我并不擅长。如果谈到效果，至今还没有一部电影，带给我比文学更大的对灵魂的影响，就像陀思妥耶夫斯基或者契诃夫。”更早些时候，去年5月《枯草》在戛纳电影节首映前，锡兰接受《好莱坞报道》采访时称，“当我19岁时第一次读《罪与罚》（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时，我就感到我的生活从此不复以往。”锡兰作品表现的大多是苦闷的现实、疏离的情感以及渴望得到救赎的灵魂，虽然时代背景和地域不同，但精神内核和陀思妥耶夫斯基、契诃夫的小说是相通的，或可概括为：悲悯。

当然，锡兰的电影观本来就和俄罗斯有着深厚渊源。他一以贯之的“慢电影”理念，就是由俄罗斯导演塔可夫斯基开创的。在《远方》中，我们窥见了主人公欣赏塔可夫斯基电影《潜行者》的一幕，他渴望“像塔可夫斯基一样拍电影”——那自然就是锡兰自己的愿望。固定镜头、诗意的长镜头、自然风景（以风雨雪为甚），这些都是锡兰影像风格的显著特点。由于构图和用光考究，锡兰电影的很多画面，堪称一幅幅摄影乃至绘画作品。《远方》《冬眠》中有大量雪景，苍凉的寒意，更衬托出主人公内心的困境。《枯草》中的雪景更是多到铺天盖地。皑皑白雪中，踽踽独行的人宛如沧海一粟。

《枯草》中有一场晚宴对谈戏，男女主人公向观众呈现了“群体与个人、抗争与妥协的意识形态思辩”。（契诃夫《带阁楼的房子》里，画家和利达也有一段类似的对话。）正是因为这次谈话，萨密开始自省，并对未来有了虽然悲观却也清醒的认识。影片的结尾，当他踏上荒原，望着那些无名卑微的枯草，感慨道：“我第一次觉得它们重要。尽管大家都觉得它们没价值，就像我在这里的生活。”接着，草丛中飞起一只小鸟，继而飞往远方……

（原载微信公众号：日常审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