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作者:David Ehrlich / 大卫·厄力克
原文链接:IndieWire 原文发表时间:2021年9月2日(威尼斯电影节)
译者:Elegie挽歌
如果我们说,保罗·索伦蒂诺的作品所探索的是神圣与亵渎之间的关系,那么这也确实是准确的,但这般温吞水的说法未能捕捉到《绝美之城》那纵欲狂欢式的极繁主义,或是《新教宗》那溢满性欲的亵渎,亦或是能唤出《他们》(Loro)那种‘我连看都还没看因为让索伦蒂诺来拍一部讲西尔维奥·贝卢斯科尼的电影光是听起来就已经累死人了’的感觉。将《大牌明星》(Il Divo)说成是一部关于腐败政客的电影,就像是说《八部半》是一部关于写作障碍的电影一样:倒也正确,但同时又错得离谱。在索伦蒂诺的世界中,神圣之事与亵渎之事不仅仅只是摩擦到了一起或是交织到了一起,它们更像是在穿着衣服互相摩擦着对方的性器——以永恒的活力——直到我们完全无法将两者分辨开来,同时也就不再试图尝试想要将两者分辨开来了。不论好坏,他的电影都是这样一个人的作品:他知道生活并不能被整齐划一地切分为圣洁之事和异端之事,奇迹与悲剧。
现在,索伦蒂诺重温了他以切身之痛领悟到这条教训的那一个夏天,这位著名的风格家将他的回忆搅拌成了一篇醍醐灌顶般的自传体成长故事,讲述一名那不勒斯少年的整个世界是如何在一口气的时间内失落同时又被救赎的故事。对此恰到好处的是,影片充满着等量的反复无常和超凡脱俗,而虽然就索伦蒂诺那巴洛克风格的标准而言,《上帝之手》的运镜摄影真是一反常态地克制,但影片这样相对的平静也让索伦蒂诺能够凝结出一条有时会遗失在他那些更像马戏团般的影片的混乱中的真理:天堂与地狱都是非常真实的地方,一起共存在我们这座地球上,而且它们常常是如此完全地互相叠加并吞噬在一起,以至于人们如果忘记去闭上眼睛并想象自己是在别的什么地方,那么他们很可能会看不清自己究竟是身在何方。
八十年代的那不勒斯:对索伦蒂诺来说,那既是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的时代。因此,对他年轻的替身法比亚托·斯基萨(新人演员菲利波·斯科蒂)来说,事情也便是如此,因为他自然是没有能力能看到这两者中任何一者的到来。像许多成长故事中的诸多主人公一样——即便是自传体的成长故事也是如此——笨拙内向的法比亚托就像是一块白板;他的人格尚未成型的状态让人觉得好像是剧本中没有给他下足够的笔墨。这一点问题在这样一部沸沸扬扬并充满生机的影片中更是格外显眼,但它也因此更容易被原谅。
《上帝之手》当然并不缺乏能抓住你注意力的角色。这其中的第一位也是最具悲剧性的一位人物,是法比亚托不能生育的姨妈帕特里齐亚(路易莎·拉尼亚利),一位丰腴的索菲亚·罗兰式人物,她的入场是一段鬼魂般的序曲,而这段序曲也昭示了接下来的影片将会具有的那种葬礼般的性饥渴感。帕特里齐亚急于想要为虐待她的丈夫生下一个孩子,因此她去找了圣·热内罗(San Gennaro,古时那不勒斯的主教,现代那不勒斯的主保圣人)的鬼魂,希望让这位死去的圣人拍一下屁股就能治愈好她的子宫(这种神话之事的物质性存在,它在影片后面部分将会让位给电影这一媒介自身为清醒之时的梦境的属性,其起始点是那一盘永远放在斯基萨家电视机顶上的《美国往事》的VHS带)。
比这还要更奇怪的事情都已经发生过了,而在这一个夏天所剩余的时间中,还会再有几件奇怪的事情发生:法比亚托那长得像晨间剧偶像一般的哥哥马奇诺(马龙·朱贝尔)会接到一部费里尼新片的试镜机会,而他的姐姐丹妮埃拉则是真的几乎从来不会从卫生间里出来。一名香烟的走私犯会成为法比亚托的第一位真正的朋友,而一位邻居则会成为他原本最不情愿选择的人来帮他取走他的处子之身。这些人当中没有一人会知道该怎么来看待这件事,当一名叫马里奥的男子——一个蓄着两撇胡子的傻瓜,喜欢在一身蓝色工装服下面穿着一件红衬衫——开始在邻里街坊四处都画上阴茎的涂鸦。就像构成这部影片的灵魂的许多处狂欢节式修饰一样,这一处细节同时既让人觉得不真实,又让人觉得它是如此生动的回忆。
不过,似乎是没有什么事情能比这一条新闻更让法比亚托感到震惊:巴塞罗那的巨星迭戈·马拉多纳——影片非常主观的开场字幕直接把他称为‘史上最伟大的足球运动员’——将要把他的无比才华带到那不勒斯来。只有在这样一篇幻想直接入侵到现实中的故事里——像是在一条公共街道上的电影拍摄,或是圣人行走在我们之间只是为了占人便宜摸一下屁股——才能让像马拉多纳这样的一位传奇人物直接一天凭空出现。
这件事是如此荒唐,以至于它也许可能是法比亚托的母亲(特蕾莎·沙波安杰罗)为捉弄邻家女人而摆出的一遭恶作剧,而《上帝之手》这些好笑的、无法无天的家族场景也使它的前半部分像是对《阿玛柯德》的致敬,如同它的后半部分像是对《浪荡儿》的致敬一般。就连法比亚托快活的共产主义者父亲(索伦蒂诺的御用演员,可爱的托尼·赛尔维洛)也无法相信如此的福运。然而,斯基萨家的福气终究是喜忧参半的。在一段忠实于索伦蒂诺自己人生的事态发展中,法比亚托选择了留在那不勒斯去看马拉多纳在球场上表演他的魔法,而不是和他父母一起去度假别墅过周末——他们在那里死于一场一氧化碳泄露的事故。欣喜与悲剧在平行轨道上并行。
费里尼说,“电影是让人从现实分心的消遣,因为现实是糟糕的”。但索伦蒂诺似乎并不这么肯定,尽管他的年轻化身正是在经历了他人生中最糟糕的事情后开始被电影所吸引。也许——在亲眼目睹了这两个维度是如何重叠的方式之后,法比亚托开始如此琢磨道——也许电影也可以代表对现实的一种拓宽。不仅只是对将会困扰他余生的这份痛楚的一种逃避,也可以是来仔细回味那些被推置到边缘之处的欢愉的一种方式。如果天堂与地域可以共存于一处,那么物质与想象力何尝不能是如此呢?
即便是(有时尤其是)在影片最悲痛的时刻,《上帝之手》也坚持着这样一个理念:法比亚托可能无法改变世界,但一支适当的镜头或许可以改变他看世界的方式。考虑一下法比亚托和一位比他年长(得多)的女人做爱的场景:她鼓励他去想象自己是在和别人上床。“你得去想象这番节目,”她如此对他说道,“因为你现在已经不能换频道了。”
随着影片变得愈加超现实,索伦蒂诺的掌控力也愈加强劲起来,而这一趋势的顶峰正是法比亚托和索伦蒂诺的导师,火爆脾气的导演安东尼奥·卡帕诺,成为朋友的这一段副线剧情。当卡帕诺听着这个一无所知的小子抱怨说,那不勒斯是一个没有什么事情发生的地方时,他反唇相讥道,“你知道这座城市里有多少个故事吗?”
他当时还不知道,但最终当他长大后,他将意识到他姨妈在家族游艇的甲板上裸身晒太阳便是一个故事,‘那不勒斯最刻薄的女人’用双手直接吞吃大块大块的马苏里拉奶酪也是一个故事,而他的父母当自己的婚姻早已从其核心溃烂掉时还在互相吹口哨示爱,也是一个故事。
《上帝之手》并不总是能找到最明晰的方式来将这各式各样的故事编织到一起,而影片的后半部分——它虽然充满了如此之多的高潮之处——也让人觉得它似乎是将数名重要的角色都留在了只是在风中摇摆。即便是影片温柔的最后一镜——它凝结了影片诸多伤感的承诺——也并不能让影片解决多少问题,而更像只是保证说,这些问题会在遥远的未来的某一天得到解决的。“我想要一段想象出来的人生”,法比亚托在他父母死后的一段时间后宣布道,“就像我之前所拥有的那段人生一样。” 当这一部令人颤抖般私人化的影片时至结束时,索伦蒂诺也向我们展示出了,他是如何将这人生变为他的现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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