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男主的父母去世后，我看了眼时长，还剩一个小时。我不知道索伦蒂诺会如何编织剩下的时间，但我在许多悄然的时刻，在飘飘荡荡的心绪里，不自觉随着男主经历了一次成长。

影片有很独特的现实主义气质，没有刻意诗化镜头语言，但在那不勒斯绝美的风景以及男主流动的眼波里，庸常的生活竟变得如此悲怜，命运似乎都有了脚步声，踏在无人的街巷，踏入人间。

影片由一场家暴引入第一个小高潮——然而这场家暴的主角并不是电影的主角，当帕特丽夏小姨拨通她姐妹的电话求救后，男主一家才挤在狭小的电瓶车上，颠颠簸簸嘻嘻笑笑地出场了。这个开场高明之处有三，一来它瓦解了家暴的冲突，一场本该很激烈的戏却融化在了男主一家并不严肃的气氛里，也就使得影片将很难再有超脱现实的煽情及戏剧化的展开；二来它从一个视角慢慢转到另一个视角，也暗中交代了影片将要使用的群像叙事；三来男主看向小姨那迷离的眼神，便让观众心里知晓了这条将要贯穿全片的感情线。

第二个小高潮在这家人欢快的午宴上，这家人有怪咖，也有科学家，然而最令大家期待的，是他们家族那位“大龄剩女”到底找了个什么样的老公，当那70岁的老头牵着一个胖丫头出现在大家面前，说话还得借由机器辅助时，大家都笑了。这时候看来一切都是那么轻松、欢快与友好。

男主的母亲是个爱开玩笑的人，她与丈夫是恩爱的，然而这份恩爱下也掩藏了肮脏不堪的秘密，所以她会歇斯底里，她的歇斯底里吓得男主不自觉浑身抽搐——他们也许教会了男主什么是简单的幸福，也许也教会了他什么是糟糕的婚姻。

或好或坏，这一切随着男主父母意外身亡都戛然而止了。这真是个巨大的玩笑！昨天的自己还是个普通的学生，躺在床上意淫他漂亮的小姨，今天他就要去接受“孤儿”这么一个沉重的头衔。

在男主父母的葬礼上，最刻薄的詹蒂尔夫人对男主背诵了一段但丁的《神曲》：“由我进入愁苦之城/由我进入永劫之苦/由我进入万劫不复的人群中。”

男主想当导演，一次意外的机会让他能近距离接触到卡普阿诺导演。卡普阿诺跟男主说，生活没有冲突的话，那就只剩下性了。

影片还引用了费里尼的一句话：“电影能让你从糟透的现实里分散注意力。”

索伦蒂诺的电影其实是充满冲突的，然而他总将冲突感削减得很弱，有种拳头打在棉花上的无力感，不似莎翁那样山崩海啸——或许在导演眼里，这就是我们每个人对付现实的感觉。面对命运的玩笑，我们除了接受，什么也不能做。

我们为什么需要电影？就是因为有些东西我们无法从现实中得到满足，便渴望从电影中得到——有时候电影为我们呈现了更残破的生活，我们却从比对中寻悟人生真谛——总而言之，电影是现实的延续，是梦境的表达。所以关键在于，美梦与噩梦，哪个更能让我们醍醐灌顶，抑或者，我们需要那些真实得令人发指的梦，让我们跳出自身去审视自己，审视生命。

对于那会儿还年轻气盛的男主而言，他或许只是单纯觉得自己经历了那般痛苦，就能讲好故事、当一个好导演了。当然有梦想总是好的，然而每个人都有梦想，雄心抱负、宏图壮志什么的都太不值钱了。

《上帝之手》是导演索伦蒂诺在50岁时拍的一部自传体式的电影，在这知天命的年纪里回望过去，才能多几分沉稳与慨然，避免了被情感裹挟的偏执——如果是20岁上下的他来执镜，那可以参考泽维尔·多兰的《我杀了我妈妈》，里头充盈着年轻人的个性化表达，棱角分明，以及迫不及待装老成的道德说教。

影片中除了男主，或许最令人印象深刻的角色就是他的小姨帕特丽夏了。

她和男主一样孤独、痛苦——其实每个人都很孤独、痛苦，只是有人深切意识到了这点，有人选择忽视它，并用浮华的辞藻去包装空虚的心——她被误解、被家暴，甚至最后被送入精神病院，那么多委屈压垮了她风姿绰约的躯壳，而在那样的时代里，她除了忍气吞声又别无选择。或许她选择报之一笑，用坚强对抗人生的荒谬，但那不过是故作坚强罢了，命运的巨轮终究是碾碎了她。

我记得在那场午宴后，大家在往回走，其他人的脚步与镜头一起渐渐远去，兀自剩下帕特丽夏阿姨一人迎风站着，在无言的晚霞中拉长了时间。她始终是格格不入的。

那一刻她是否从大自然的回声中听到了自己的命运？

晨曦的海边幽蓝而宁静，咸湿的海风轻轻吹着，远处星星点点的灯火明灭着人间悲喜。生死别离可能接在一场玩笑后，再恩爱的夫妻也会扯着头发声嘶力竭地争吵。大家都茫茫然，渴望有什么真理或者圣人引导他们通往正确的路，然而没有，从来没有。从这怅然的清晨出发，兜兜转转都要通往愁苦之城。我们从不祝福痛苦，却不自觉中饱尝痛苦的滋养。于是到最后，每个人都觉得自己的人生像一出电影，或者像一部史诗。其实没有什么，所有你在意的事，所有你用力活过的印记，都会随风飘散的。最后不声不响地退场，你也能坦然释然，“一任阶前点滴到天明”。

就像金宇澄《繁花》的开头写道：

“上帝不响，像一切由我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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