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公去世前，作为非经济劳动力我没有任何发言权，很多决定都是我妈妈和爸爸做的。我不知道外公走之前是否知道自己的真实情况，或许病人本人都会有预感。他和许英烈一样，有时候对治疗很积极，有时候又会私下和外婆商量身后事，告诉外婆以后节约用钱，他们俩剩下的积蓄还够她一个人过很久。我不知道应该感叹他们夫妻间的感情和信任，还是应该震撼他对子女的不信任感。如果还有机会，我想告诉他，外婆很好，和我们生活在一起，虽然吵吵闹闹，但不会孤单无依。我们这些子孙也很好。

后来我工作了，有一天和爸爸聊到这个生死大事。我问他最后想留在哪里？他说，当然是回老家。但是他应该是回不去了，村里根本没亲人，我也不可能靠自己给他修墓地，他这个愿望我是实现不了了。我告诉他，无论你最后是什么情况，我都会把真实情况告诉你。他没说话。我以为人无论何时都是希望了解自己的真实情况，做自己的主人，掌握自己身体。我在用另一种极端的方式对抗他们当时对外公的隐瞒。我以为这是新时代对待生命的方式，这是新的就是好的！吗？

这部戏对我最大地触动就是动摇了我告诉父母真实病情的决心。当医生告诉家属“你现在告知病人真实情况可能会加剧病情”的时候，我一直坚持的理念动摇了。不是说告诉他不对，而是我真的要亲自当这个“凶手”，去告知家人命运的审判结果吗？家里人走了我能承受这种自责和负罪感吗？告诉病人本人有多少是我不愿意承担，把做决定的权力推给别人？

因为这部戏我开始犹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