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11-06-10
安托万 • 弟弟:亲情是惟一的救赎
在《弟弟》中，山田洋次塑造了一个极端任性、不负责任的弟弟铁郎，他一辈子最大的成就就是为外甥女起了小春这个名字。小春结婚不仅是全家，还是整条街上的一件大事，可是跟家庭断绝关系已经20多年的铁郎的突然到来，使得家里人不免紧张起来。当铁郎违背自己的诺言，喝多了酒撒起疯时，小春的婚礼彻底成为一出闹剧，哥哥再次与铁郎断绝关系。尽管女儿小春的婚礼被弟弟搞砸，亲手把弟弟带大的姐姐还是原谅了铁郎，并因为听说了弟弟有了女朋友而格外高兴。小春的婚后生活并不幸福，因为丈夫的冷漠，因为家庭背景的差异，也部分因为铁郎在婚礼上的大闹，小春不久就离了婚搬回来和母亲和奶奶一起生活。再次听到铁郎的消息，是他的女朋友小惠找到家来讨要铁郎的欠款；姐姐不得已拿出了家中仅有的存款替弟弟偿还债务，这也直接导致了她同弟弟之间的决裂。但是半年之后，当她听说弟弟因为癌症日子已经不多时，她还是赶到了大阪。弟弟临死的时候，又和姐姐、小春聚在了一起。在影片的最后，呈现出了轮回式的环形结构，小春找到了可以担负家庭的爱人，又要出嫁了。
电影中，引发大家无端猜想的最大疑问是《弟弟》的片名，因为铁郎对于作为叙事者的小春来说，实际上是舅舅。该片的日文原名是おとうと，是弟弟的意思，英文名称为About Her Brother，可见《弟弟》的译名不是翻译的问题。实际上，影片情节的突转都是在弟弟或者与弟弟有关的人来到后发生的，并且电影的叙事重心也一直集中在姐姐对于弟弟的感情上，我认为片名同叙事者身份的脱节从另一个方面强化了对于这种亲情的认同。
《弟弟》也是山田洋次向市川昆的致敬之作，在市川昆拍摄于1960年的同名电影中，讲述了被姐姐宠爱的少年在学校放荡不羁，直到被诊断患有当时的绝症肺结核，才发现了亲情的重要。但是，同市川昆的《弟弟》相比，山田洋次版的电影更像是对于自己一直钟爱的家庭主题的重复与变奏。
在经久不衰的日本国民喜剧《男人的烦恼》系列电影中，山田洋次就塑造了一个不顾家庭、时常出走的底层男性形象寅次郎。同弟弟铁郎一样，寅次郎也经常饮酒作乐，在喝酒之后总会同家人发生冲突，随之而来的也是离家出走、杳无音信。但是，作为经济起飞时期的日本电影，寅次郎的出走总是显示出平民传奇的色彩，在游历不同城镇中的过程中他总能获得特殊的机遇，得到美丽女性的青睐。然而，同《弟弟》中的家庭不同的是，寅次郎的家庭总是能够接纳归来的亲人，并且总是珍惜相聚的时光。《男人的烦恼》中的家庭也同《弟弟》中的一样从事着前店后屋的小生意，不过寅次郎的不负责任并没有带来巨大的经济负担，反而还偶有收益。铁郎所带来的却是姐姐经济上的灾难，当小惠上门索要弟弟120万日元的欠款时，一直承受着经营压力的姐姐不得不拿出了店面装修的资金；在姐姐取钱的段落中，山田洋次采用了在他的电影中少见的手持拍摄的手法，不稳定的运动感展现了姐姐平静面孔下的愤怒情绪。
正是这两点不同使得弟弟铁郎的悲伤故事迥异于《男人的烦恼》系列中的乐观基调。在寅次郎的故事中，导演体现出了一种鼓励男性出走闯荡的价值取向，但是这种走出去的底限是保持着传统家庭的结构，维系着同家庭的联系。在寅次郎中仍然有作为传统好男人的象征的妹夫这一角色，对家庭起着平衡的作用，《弟弟》中传统的好男人姐夫却在影片一开场就处于缺席状态，尽管他让铁郎给小春起名的决定仍然是铁郎与家庭之间最强烈的纽带之一。家庭结构的变迁与铁郎更为极端化的性格，使得一直作为寅次郎依靠和归宿的家庭与亲情是铁郎所不奢求的也是被他所抛弃的，他同家庭的彻底决裂使他成为了一个无依靠的都市游荡者。
这种家庭关系的变革在山田洋次的电影作品序列中提出了一个新的问题，即像铁郎这样极端不负责任、甚至在道德上也不完满的人（借光女友的积蓄之后消失，并且导致姐姐替他还清债务），是否值得去爱。这也是陀斯妥耶夫斯基在自己的作品中反复讨论的主题。但是同陀思妥耶夫斯基所提出的靠宗教之“爱”去接受这样的人不同，山田洋次再次显示了自己对于传统家庭价值的坚守。在影片的最后，铁郎弥留之际，把他同姐姐绑在一起的丝带之间不仅是他们之间物理上，更是他们情感上得联系；面对刚刚赶来的小春声声“舅舅”的呼喊，铁郎最终得到了亲情的救赎，用颤巍巍的手指摆出了“V”的造型。
在片中，值得注意的新形象还有临终关怀组织“绿色之家”。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家庭功能的弱化不可避免，面对这种趋势，电影上映时已达79岁高龄的山田洋次对此并没有固步自封，而是做出了新的探索。当无家可归的铁郎选择留在“绿色之家”渡过最后的日子时，社会机构就已经成为了家庭最重要的补充。在对自己主题的反复确证中，这种细节上的变奏之处足以显示导演的高明。
影片中，天气与季节总是与人物的心境相适应；而在影院的观影过程中，银幕外也传来滚滚雷声，好像银幕中东方传统美学观的“天人感应”（左老师语）在现实世界的更大规模显现。而《弟弟》也正像东方文化的一面镜子，促使我们思考自己的行为对家庭的影响，也重新确认现代社会中家庭的意义。
什么是好电影，永远不会有统一的标准，但是像《弟弟》这样可以引发我们反思自己生活的电影，终归是值得一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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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来不想写这片子的，4天的影展值得写的很多，但是看完的当天夜里大家激烈讨论了两个钟头，觉得那个时间不能白白浪费，于是把当晚讨论的主要问题整理一下，再夹带点自己的私货，遂成此文。
电影中，引发大家无端猜想的最大疑问是《弟弟》的片名，因为铁郎对于作为叙事者的小春来说，实际上是舅舅。该片的日文原名是おとうと，是弟弟的意思，英文名称为About Her Brother，可见《弟弟》的译名不是翻译的问题。实际上，影片情节的突转都是在弟弟或者与弟弟有关的人来到后发生的，并且电影的叙事重心也一直集中在姐姐对于弟弟的感情上，我认为片名同叙事者身份的脱节从另一个方面强化了对于这种亲情的认同。
《弟弟》也是山田洋次向市川昆的致敬之作，在市川昆拍摄于1960年的同名电影中，讲述了被姐姐宠爱的少年在学校放荡不羁，直到被诊断患有当时的绝症肺结核，才发现了亲情的重要。但是，同市川昆的《弟弟》相比，山田洋次版的电影更像是对于自己一直钟爱的家庭主题的重复与变奏。
在经久不衰的日本国民喜剧《男人的烦恼》系列电影中，山田洋次就塑造了一个不顾家庭、时常出走的底层男性形象寅次郎。同弟弟铁郎一样，寅次郎也经常饮酒作乐，在喝酒之后总会同家人发生冲突，随之而来的也是离家出走、杳无音信。但是，作为经济起飞时期的日本电影，寅次郎的出走总是显示出平民传奇的色彩，在游历不同城镇中的过程中他总能获得特殊的机遇，得到美丽女性的青睐。然而，同《弟弟》中的家庭不同的是，寅次郎的家庭总是能够接纳归来的亲人，并且总是珍惜相聚的时光。《男人的烦恼》中的家庭也同《弟弟》中的一样从事着前店后屋的小生意，不过寅次郎的不负责任并没有带来巨大的经济负担，反而还偶有收益。铁郎所带来的却是姐姐经济上的灾难，当小惠上门索要弟弟120万日元的欠款时，一直承受着经营压力的姐姐不得不拿出了店面装修的资金；在姐姐取钱的段落中，山田洋次采用了在他的电影中少见的手持拍摄的手法，不稳定的运动感展现了姐姐平静面孔下的愤怒情绪。
正是这两点不同使得弟弟铁郎的悲伤故事迥异于《男人的烦恼》系列中的乐观基调。在寅次郎的故事中，导演体现出了一种鼓励男性出走闯荡的价值取向，但是这种走出去的底限是保持着传统家庭的结构，维系着同家庭的联系。在寅次郎中仍然有作为传统好男人的象征的妹夫这一角色，对家庭起着平衡的作用，《弟弟》中传统的好男人姐夫却在影片一开场就处于缺席状态，尽管他让铁郎给小春起名的决定仍然是铁郎与家庭之间最强烈的纽带之一。家庭结构的变迁与铁郎更为极端化的性格，使得一直作为寅次郎依靠和归宿的家庭与亲情是铁郎所不奢求的也是被他所抛弃的，他同家庭的彻底决裂使他成为了一个无依靠的都市游荡者。
这种家庭关系的变革在山田洋次的电影作品序列中提出了一个新的问题，即像铁郎这样极端不负责任、甚至在道德上也不完满的人（借光女友的积蓄之后消失，并且导致姐姐替他还清债务），是否值得去爱。这也是陀斯妥耶夫斯基在自己的作品中反复讨论的主题。但是同陀思妥耶夫斯基所提出的靠宗教之“爱”去接受这样的人不同，山田洋次再次显示了自己对于传统家庭价值的坚守。在影片的最后，铁郎弥留之际，把他同姐姐绑在一起的丝带之间不仅是他们之间物理上，更是他们情感上得联系；面对刚刚赶来的小春声声“舅舅”的呼喊，铁郎最终得到了亲情的救赎，用颤巍巍的手指摆出了“V”的造型。
在片中，值得注意的新形象还有临终关怀组织“绿色之家”。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家庭功能的弱化不可避免，面对这种趋势，电影上映时已达79岁高龄的山田洋次对此并没有固步自封，而是做出了新的探索。当无家可归的铁郎选择留在“绿色之家”渡过最后的日子时，社会机构就已经成为了家庭最重要的补充。在对自己主题的反复确证中，这种细节上的变奏之处足以显示导演的高明。
影片中，天气与季节总是与人物的心境相适应；而在影院的观影过程中，银幕外也传来滚滚雷声，好像银幕中东方传统美学观的“天人感应”（左老师语）在现实世界的更大规模显现。而《弟弟》也正像东方文化的一面镜子，促使我们思考自己的行为对家庭的影响，也重新确认现代社会中家庭的意义。
什么是好电影，永远不会有统一的标准，但是像《弟弟》这样可以引发我们反思自己生活的电影，终归是值得一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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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来不想写这片子的，4天的影展值得写的很多，但是看完的当天夜里大家激烈讨论了两个钟头，觉得那个时间不能白白浪费，于是把当晚讨论的主要问题整理一下，再夹带点自己的私货，遂成此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