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16-01-03
鼎鼎 • 抗倭英雄戚继光:海防英雄戚继光与海权英雄郑成功
明代的两位民族英雄——戚继光与郑成功，有很多相似之处。
他们两人都与大海结下不解之缘：
1528年，戚继光出生在黄海边的山东半岛，父亲戚景祥是明朝世袭将军；
1624年，郑成功出生在东海边的日本平户岛海滩，父亲郑芝龙是明末闽南人，大海商兼海盗。
他们都在风云变幻的时势下，驰骋海上，成就一番功业：
戚继光面对的是“北虏南倭”，北方有蒙古入侵，南方沿海是倭寇之乱；
郑成功面对的是，北方清兵入关势如破竹，南方沿海是荷兰占据台湾开辟远东殖民地。
“封侯非我意，但愿海波平”，戚继光出色地平定南方倭寇，抵御北方蒙古。
“缟素临江誓灭胡，雄师十万气吞吴。试看天堑投鞭断，不信中原不姓朱。”郑成功以金门、厦门两岛为基地，北伐南京试图恢复中原的军事行动，可惜告于失败。但他东征台湾，最终驱逐荷兰人，收复台湾。
不论是个人志向，还是实际功勋，戚继光与郑成功，都无愧于英雄这一称号。而在这些共同之处的背后，却隐藏了这两个英雄最根本的分歧：郑成功所出身的海上集团，就是戚继光曾经打压的海上势力——明代中国海商-海盗集团。这个集团有联合，有继承，也有争霸和火并。“霸主”先后有王直、王滶、徐海、李旦、颜思齐、郑芝龙、郑成功、郑经等人。
在浙江台州-三门湾的蛇蟠岛上，有一座五人群雕：东海枭雄。蛇蟠岛是个魔性的地方，据说从前有过很多灵异事件，也曾是海盗盘踞之处。正所谓绍兴师爷、宁波客商、台州绿壳（方言：海盗），一路东南，越是远离中原，越是“荒蛮”。不服中原王朝管教的海盗啸聚东海。
“海盗祖师”孙恩：反抗东晋朝廷，兵临建康，转战吴越，最后进攻台州的中枢要塞——临海城失败，赴海自沉。
其妹夫卢循，继续南下闽粤，一度攻破长江防线，然终兵败交州，投水而死。
“浙东海精”方国珍：台州路桥人，贩盐起家，元末以海上势力控制浙东，在台州府城临海筑台称王，最后投降朱元璋。
“净海王”王直：明代大海商-海盗。在大航海时代背景下，反抗海禁政策，武装走私，使浙江双屿港成为东亚贸易中心。双屿、沥港先后被扫荡后亡命日本，控制平户一带，建立东亚最强大的武装海商集团，希望朝廷能开放贸易而接受招安。然终被杀，临死道：“死吾一人，恐害两浙百姓。”死后局面失控，“嘉靖大倭寇”动乱爆发。
“万船之王”郑芝龙：明末清初大海商-海盗。发迹于日本平户，活跃于东海、南海。在海权勃兴的时代背景下，他拥有强大的海上武装势力，垄断东方贸易航线，周旋于东亚与西洋各大势力之间。后归顺明朝，成为南明隆武政权的支柱。打败荷兰人，取得制海权，大规模组织福建民众移民台湾。清朝入主中原后，不顾郑成功劝阻而投降清朝，最终被清廷囚禁、杀害。
海上活动进入高潮期的明代“东海枭雄”们，他们的兴衰荣辱、是非功过，都要追溯到朱元璋建立明朝，实行禁海国策的那段历史。
明代以前，中国历代对于海洋总体是开放的，特别是宋元时期，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可以说是登峰造极。但是明朝建立后却迅速走向禁海。朱元璋建国伊始，就对东南的大海保持一种警惕。朱元璋崛起于江淮，其下层社会出身的背景促使他倾向建立一个稳定的、内向的小农社会。而他早期的对手，割据太湖平原的张士诚，割据浙东海滨的方国珍，分别是盐工、盐贩出身，相对具有海上背景（尤其是后者方国珍），对商品流通态度积极。朱元璋建国后，他所要建立的，是一个“大陆农业帝国”。他考虑，一旦对民间开放海洋的话，民间海上势力崛起，长此以往，内陆农业为本的经济体系会根本动摇。执政之初，他就迫害了江浙商业贸易巨富沈万三（原张士诚地盘），而方国珍一些部下流亡海上，也进一步促成朱元璋实施海禁。
相对具有战略眼光的明成祖朱棣，派遣郑和七次下西洋，证明中国绝对有控制海洋的实力。而他的战略，也并非“通洋裕国”，而是确立以明朝为核心的朝贡体系。也就是说，他所追求的商业贸易模式，并非继承宋元的自由贸易，而是确立官方贸易秩序，禁绝民间贸易。随着这一朝贡贸易的“华夷秩序”得以成功确立，朱棣去世后，明朝政府各方利益集团围绕着航海和贸易制度，展开论争与博弈。从当时掌握舆论的传统儒家士大夫的观点来看，远航活动劳民伤财，危害民生；而对于朝贡贸易的现实既得利益者来说，“国营贸易”可以垄断贸易的利润（后来事实证明：长期以来，西班牙开辟的美洲殖民地产的白银一大半都通过这种贸易流入明朝），而一旦开海，民间资本参与海外，将难以控制，利润垄断模式也将被打破。博弈的结果就是，连大规模官方远洋活动也取缔，全面禁海。
不可调和的矛盾产生随之产生。没有大规模战乱、稳定的社会环境下，经济越来越发达，物产愈加丰富，雇佣关系出现，资本主义萌芽，民间贸易需求和人口流动（朱元璋的户籍制度严格限制人口流动）需求都不可遏制地增长。但是这些需求却被禁止。正所谓靠海吃海，地狭人稠，不利农耕，海外贸易需求最强烈的东南沿海地区，只能冒险走私。而走私风险极大，已经获得贸易利润的民间走私集团，于是纷纷购置武器，雇佣军队（如王直等人雇佣日本武士，即“倭寇”；郑成功手下有日本人、白人、黑人等外籍雇佣军），成为武装走私集团。就这样，明朝中期以来，这个武装走私的中国海商-海盗集团，纵横东海，对于明朝政府来说，他们已经是尾大不掉的强大海上势力。而强硬派朱纨的铁血禁海政策，进一步激化两者对立（朱纨本人是个很符合传统儒家道德的士大夫），眼光长远的胡宗宪试图招安王直使其为大明所用，却被坚持儒家道德立场的王本固抢去，以道德舆论逼其处死王直，最终局面失控，倭寇之乱全面爆发，沿海各省陷入动荡，直到戚继光、俞大猷、谭纶等干将转战各地多年才最终平定。
就抗倭战争而言，戚继光无疑是个英雄。他改进作战武器和战术思想，改革卫所制度，荡平沿海的骚乱，确保了东南赋税重地的稳定，也直接维护了大明王朝的长治久安。戚继光成功地使得今后数十年大明的海疆再无战火，因此，他是海防上的英雄。
而一个世纪后的郑成功呢？明末清初之际，他率父旧部坚持抗清，攻南京而不克。只能凭借海上势力固守福建沿海。后击败荷兰殖民者，收复台湾并全力经营。因西班牙殖民者在菲律宾多次屠杀华人，他甚至欲攻取菲律宾。然而壮志未酬而暴病，大喊：“我无面目见先帝于地下”，抓破颜面而死，年仅39岁。
比起戚继光，郑成功的命运可以说是悲壮的。他面对的时势更加严峻，敌人也更加强大。强势崛起于白山黑水之间，以鲸吞之势扫荡中原的清政权，远非定期南下侵扰的蒙古鞑靼-瓦剌部落可比。而持有西方先进武器，号称“海上马车夫”，正处于17世纪全盛期的殖民帝国荷兰，也远非昔日由中国武装海上走私集团+日本雇佣军组成的杂牌军“倭寇”能比。郑成功的伟大之处，更在于他的“海权”思想，他是海权上的英雄。
通洋裕国：父亲郑芝龙的崛起，在于“通洋裕家”，通过海外贸易成就郑氏家族在财富和军事上的地位，而郑成功比起父亲，更具有“家国天下”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他提出“通洋裕国”，以海外贸易为岌岌可危的南明隆武政权提供经济支持，在隆武政权灭亡后，与降清的父亲决裂，自立为藩，继续坚持海外贸易，经略南洋，维持并进一步发展郑氏集团。
夺取制海权：郑成功凭借海上优势，控制沿海岛屿，伺机沿海、沿江北上，坚持抗清。作为陆权帝国的清政府，尽管控制中国大部，仍然奈何不了称霸海上的郑成功。而在与荷兰殖民者的斗争中，郑成功从金门-厦门出发挥师东征，横渡风急浪高的台湾海峡，通过海上决战歼灭荷兰舰队，夺取台湾海峡的制海权，然后围困荷兰人在台湾岛的据点，以围点打援的战术击退援军，包括退走来自荷兰远东基地巴达维亚（雅加达）的舰队，最终收复台湾。
海权战略：大航海时代的来临，以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为首的西欧各国开始殖民活动，世界逐渐走向整体。在远东，台湾岛是东亚大陆（中国本土）、日本列岛、东南亚三个地缘板块的要冲，占据台湾，就可以同时面向这三个板块进行贸易通商和殖民活动。这就是西班牙人和荷兰人先后来到台湾进行殖民活动的原因之一。与欧洲殖民者的经济模式相似，郑芝龙-郑成功集团也是因海外贸易而崛起，他们父子同样明白台湾在海权上的战略地位。因此郑芝龙在台湾海峡的料罗湾海战击败荷兰人，并且大规模组织福建移民去台湾，郑成功更是击退荷兰殖民者，直接在台湾建立第一个汉族政权。郑成功收复台湾不久后就逝世，如果他有幸活得更长久一些，无论他下一步的战略是以台湾为基地北上继续抗清，还是南下进攻菲律宾的西班牙人，或者短期内不进行大规模军事行动而致力于稳定台湾，有一点可以肯定，他会继续坚持贸易通商，进一步加强海军，控制东方的制海权。
然而，天不假年，1662年，郑成功39岁英年早逝，他还有太多的使命没有完成。关于他的评价，正如对手康熙皇帝撰写挽联道：“四镇多贰心，两岛屯师，敢向东南争半壁；诸王无寸土，一隅抗志，方知海外有孤忠。”台湾的明郑政权，在1883年最终被清朝攻取。对于郑家，或者明朝遗民来说，这无异于是个重大的不幸，因为最后一个明朝旗号的政权灭亡。而对于清朝来说，统一中国完成了重要一步。更重要的是，从中国地缘稳定的角度来看，台湾与大陆的重新统一，为中国地缘板块的完整，特别是进出太平洋的自由，提供了可能性。
如果暂时抛开君臣大义和民族、种族问题的思维方式，单单从地缘的角度分析中国的陆权和海权。那么，无论是立足东海（中国-日本沿海岛屿）的倭寇，还是立足台湾海峡（金门-厦门-台湾）的郑氏集团，抑或是立足西欧、占据亚洲主要海峡据点、控制东方贸易航线的荷兰人，都是海权势力。而完整控制东亚大陆的明朝、清朝，都是陆权势力。
不同于日本、希腊、西欧这些依靠海岸线的半岛、群岛国家，中国处在东亚大陆，拥有最适合农耕的大平原。这也确立了自古以来农耕文明为本的大陆政权体系，而“南船北马”，南方的长江、运河、湖泊造就了内河水师，北方的草原造就了骑兵，而中原和南方山地丘陵造就了步兵。统一中国的政权，拥有这些军事力量，就能成就强大的陆权帝国。而中国的海权力量，只能在沿海的狭长海岸线上活动，要么附属于大陆的中央政权，一旦试图武力挑战中央政权的统治秩序，必然面临失败。所以14世纪的方国珍、16世纪的王直、17世纪的郑芝龙这三个海上集团领袖，尽管年代不同，性格各异，但他们有个共同点：都不愿抗争到底，而是见好就收，希望和解和招安。因为中国的地缘特点决定了，沿海势力终究只能影响沿海，难以渗透内陆，就像盛夏的台风，虽然强烈来袭却只能影响沿海省份。反之，统一北方和中原的政权，就能集中强大的人力、物力，进一步统一沿海，就像冬季几乎覆盖全国的寒潮。所以选择与大陆清朝政权抗争到底的郑成功，他的家族割据台湾的海权势力，最终还是无法对抗康熙皇帝所统治的，拥有东亚大陆的陆权帝国。
收复台湾后，清朝继续向西北的亚欧大陆腹地扩张，超过以往朝代，对汉满蒙回藏五个板块实施有效统治，并在外围拥有一批藩属国，建立了强大的陆权帝国。然而，进入19世纪，西欧各国经历翻天覆地的变化，再次从东南沿海敲开大门。此时的英法，早已不是16、17世纪的葡萄牙、西班牙和荷兰。同样也是海权帝国的英国，在19世纪成为日不落帝国。之后的日本，历经明治维新，也一跃成为海权强国，甲午一战，就是海权战略的日本，击败海防战略的中国（清朝）。因为日本联合舰队的战略是夺取黄海的制海权，而北洋舰队的战略仍然停留在守卫沿海的传统海防思路，而不是主动出击，海上决战，取得制海权。《马关条约》的耻辱，其实也是海防战略败给了海权战略。中国近代的百年屈辱史，本质上也是明清时代压制本土的海权造成的。道理很简单，大海就在那儿，大海的价值也在那儿，你不主动去要，别人总会来要的。一旦坐视大海沦丧，不禁很难再拿回来，而且对手会以大海为基地，进一步挑战大陆腹地。那样的痛苦，就像燕云十六州之于北宋一般。
汉朝和唐朝的强盛，在于统一中国本土后，进一步沿着河西走廊控制西域，建立陆权帝国。因为当时的陆上丝绸之路的要冲就在西域。控制西域，意味着在军事战略上夺取中亚的核心制高点，在经济上控制商贸中心，在文化上输出中华文明的同时引入印度、波斯、希腊-罗马、伊斯兰各文明。盛唐的开放和包容亦源于此。而进入宋朝，燕云和西北地区控制权的沦丧，促使宋朝转向东南方的大海，建立海军发展海权，以海上丝绸之路发展海外贸易。再看当下，我们现在所强调的一带一路，正是对昔日这两条丝绸之路的重视与复兴。
而到了明朝，世界贸易的中心已经从陆上丝绸之路转到海上丝绸之路，如果能够有效地把这些中国人的海商-海盗招安，由他们去海外开拓，开拓的土地都归于大明，本来就是两利的事情。王直也一直持这个观点，他希望能够接受他的招安，由他降服分裂混战的日本各藩；郑芝龙也是希望招安，但是明朝与海上势力的和解来得太晚，此时明朝政权已经风雨飘摇。在大航海的时代背景下，这些中国民间的海商-海盗，原本也是可以和同时代西欧的哥伦布、麦哲伦、达伽马一样，远航海外，开拓新的世界。
“亦商亦盗，舰船浮沉三千里。可褒可贬，海洋纵横八百年”。从传统王朝史观而论，那些东海上的枭雄们，不服王化，抛弃土地和祖宗，打家劫舍，是海贼、倭寇。但是从全球史观和文明史观而论，作为中国民间海上势力的代表，他们控制海权，建立海军，开辟海上丝绸之路，建立海上交通网，促进了文明的传播交流。他们是当之无愧的英雄。
海防，还是海权？戚继光和郑成功用毕生心血实践自己的抱负，而这个问题，最终还是留给我们后人解答。
他们两人都与大海结下不解之缘：
1528年，戚继光出生在黄海边的山东半岛，父亲戚景祥是明朝世袭将军；
1624年，郑成功出生在东海边的日本平户岛海滩，父亲郑芝龙是明末闽南人，大海商兼海盗。
他们都在风云变幻的时势下，驰骋海上，成就一番功业：
戚继光面对的是“北虏南倭”，北方有蒙古入侵，南方沿海是倭寇之乱；
郑成功面对的是，北方清兵入关势如破竹，南方沿海是荷兰占据台湾开辟远东殖民地。
“封侯非我意，但愿海波平”，戚继光出色地平定南方倭寇，抵御北方蒙古。
“缟素临江誓灭胡，雄师十万气吞吴。试看天堑投鞭断，不信中原不姓朱。”郑成功以金门、厦门两岛为基地，北伐南京试图恢复中原的军事行动，可惜告于失败。但他东征台湾，最终驱逐荷兰人，收复台湾。
不论是个人志向，还是实际功勋，戚继光与郑成功，都无愧于英雄这一称号。而在这些共同之处的背后，却隐藏了这两个英雄最根本的分歧：郑成功所出身的海上集团，就是戚继光曾经打压的海上势力——明代中国海商-海盗集团。这个集团有联合，有继承，也有争霸和火并。“霸主”先后有王直、王滶、徐海、李旦、颜思齐、郑芝龙、郑成功、郑经等人。
在浙江台州-三门湾的蛇蟠岛上，有一座五人群雕：东海枭雄。蛇蟠岛是个魔性的地方，据说从前有过很多灵异事件，也曾是海盗盘踞之处。正所谓绍兴师爷、宁波客商、台州绿壳（方言：海盗），一路东南，越是远离中原，越是“荒蛮”。不服中原王朝管教的海盗啸聚东海。
“海盗祖师”孙恩：反抗东晋朝廷，兵临建康，转战吴越，最后进攻台州的中枢要塞——临海城失败，赴海自沉。
其妹夫卢循，继续南下闽粤，一度攻破长江防线，然终兵败交州，投水而死。
“浙东海精”方国珍：台州路桥人，贩盐起家，元末以海上势力控制浙东，在台州府城临海筑台称王，最后投降朱元璋。
“净海王”王直：明代大海商-海盗。在大航海时代背景下，反抗海禁政策，武装走私，使浙江双屿港成为东亚贸易中心。双屿、沥港先后被扫荡后亡命日本，控制平户一带，建立东亚最强大的武装海商集团，希望朝廷能开放贸易而接受招安。然终被杀，临死道：“死吾一人，恐害两浙百姓。”死后局面失控，“嘉靖大倭寇”动乱爆发。
“万船之王”郑芝龙：明末清初大海商-海盗。发迹于日本平户，活跃于东海、南海。在海权勃兴的时代背景下，他拥有强大的海上武装势力，垄断东方贸易航线，周旋于东亚与西洋各大势力之间。后归顺明朝，成为南明隆武政权的支柱。打败荷兰人，取得制海权，大规模组织福建民众移民台湾。清朝入主中原后，不顾郑成功劝阻而投降清朝，最终被清廷囚禁、杀害。
海上活动进入高潮期的明代“东海枭雄”们，他们的兴衰荣辱、是非功过，都要追溯到朱元璋建立明朝，实行禁海国策的那段历史。
明代以前，中国历代对于海洋总体是开放的，特别是宋元时期，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可以说是登峰造极。但是明朝建立后却迅速走向禁海。朱元璋建国伊始，就对东南的大海保持一种警惕。朱元璋崛起于江淮，其下层社会出身的背景促使他倾向建立一个稳定的、内向的小农社会。而他早期的对手，割据太湖平原的张士诚，割据浙东海滨的方国珍，分别是盐工、盐贩出身，相对具有海上背景（尤其是后者方国珍），对商品流通态度积极。朱元璋建国后，他所要建立的，是一个“大陆农业帝国”。他考虑，一旦对民间开放海洋的话，民间海上势力崛起，长此以往，内陆农业为本的经济体系会根本动摇。执政之初，他就迫害了江浙商业贸易巨富沈万三（原张士诚地盘），而方国珍一些部下流亡海上，也进一步促成朱元璋实施海禁。
相对具有战略眼光的明成祖朱棣，派遣郑和七次下西洋，证明中国绝对有控制海洋的实力。而他的战略，也并非“通洋裕国”，而是确立以明朝为核心的朝贡体系。也就是说，他所追求的商业贸易模式，并非继承宋元的自由贸易，而是确立官方贸易秩序，禁绝民间贸易。随着这一朝贡贸易的“华夷秩序”得以成功确立，朱棣去世后，明朝政府各方利益集团围绕着航海和贸易制度，展开论争与博弈。从当时掌握舆论的传统儒家士大夫的观点来看，远航活动劳民伤财，危害民生；而对于朝贡贸易的现实既得利益者来说，“国营贸易”可以垄断贸易的利润（后来事实证明：长期以来，西班牙开辟的美洲殖民地产的白银一大半都通过这种贸易流入明朝），而一旦开海，民间资本参与海外，将难以控制，利润垄断模式也将被打破。博弈的结果就是，连大规模官方远洋活动也取缔，全面禁海。
不可调和的矛盾产生随之产生。没有大规模战乱、稳定的社会环境下，经济越来越发达，物产愈加丰富，雇佣关系出现，资本主义萌芽，民间贸易需求和人口流动（朱元璋的户籍制度严格限制人口流动）需求都不可遏制地增长。但是这些需求却被禁止。正所谓靠海吃海，地狭人稠，不利农耕，海外贸易需求最强烈的东南沿海地区，只能冒险走私。而走私风险极大，已经获得贸易利润的民间走私集团，于是纷纷购置武器，雇佣军队（如王直等人雇佣日本武士，即“倭寇”；郑成功手下有日本人、白人、黑人等外籍雇佣军），成为武装走私集团。就这样，明朝中期以来，这个武装走私的中国海商-海盗集团，纵横东海，对于明朝政府来说，他们已经是尾大不掉的强大海上势力。而强硬派朱纨的铁血禁海政策，进一步激化两者对立（朱纨本人是个很符合传统儒家道德的士大夫），眼光长远的胡宗宪试图招安王直使其为大明所用，却被坚持儒家道德立场的王本固抢去，以道德舆论逼其处死王直，最终局面失控，倭寇之乱全面爆发，沿海各省陷入动荡，直到戚继光、俞大猷、谭纶等干将转战各地多年才最终平定。
就抗倭战争而言，戚继光无疑是个英雄。他改进作战武器和战术思想，改革卫所制度，荡平沿海的骚乱，确保了东南赋税重地的稳定，也直接维护了大明王朝的长治久安。戚继光成功地使得今后数十年大明的海疆再无战火，因此，他是海防上的英雄。
而一个世纪后的郑成功呢？明末清初之际，他率父旧部坚持抗清，攻南京而不克。只能凭借海上势力固守福建沿海。后击败荷兰殖民者，收复台湾并全力经营。因西班牙殖民者在菲律宾多次屠杀华人，他甚至欲攻取菲律宾。然而壮志未酬而暴病，大喊：“我无面目见先帝于地下”，抓破颜面而死，年仅39岁。
比起戚继光，郑成功的命运可以说是悲壮的。他面对的时势更加严峻，敌人也更加强大。强势崛起于白山黑水之间，以鲸吞之势扫荡中原的清政权，远非定期南下侵扰的蒙古鞑靼-瓦剌部落可比。而持有西方先进武器，号称“海上马车夫”，正处于17世纪全盛期的殖民帝国荷兰，也远非昔日由中国武装海上走私集团+日本雇佣军组成的杂牌军“倭寇”能比。郑成功的伟大之处，更在于他的“海权”思想，他是海权上的英雄。
通洋裕国：父亲郑芝龙的崛起，在于“通洋裕家”，通过海外贸易成就郑氏家族在财富和军事上的地位，而郑成功比起父亲，更具有“家国天下”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他提出“通洋裕国”，以海外贸易为岌岌可危的南明隆武政权提供经济支持，在隆武政权灭亡后，与降清的父亲决裂，自立为藩，继续坚持海外贸易，经略南洋，维持并进一步发展郑氏集团。
夺取制海权：郑成功凭借海上优势，控制沿海岛屿，伺机沿海、沿江北上，坚持抗清。作为陆权帝国的清政府，尽管控制中国大部，仍然奈何不了称霸海上的郑成功。而在与荷兰殖民者的斗争中，郑成功从金门-厦门出发挥师东征，横渡风急浪高的台湾海峡，通过海上决战歼灭荷兰舰队，夺取台湾海峡的制海权，然后围困荷兰人在台湾岛的据点，以围点打援的战术击退援军，包括退走来自荷兰远东基地巴达维亚（雅加达）的舰队，最终收复台湾。
海权战略：大航海时代的来临，以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为首的西欧各国开始殖民活动，世界逐渐走向整体。在远东，台湾岛是东亚大陆（中国本土）、日本列岛、东南亚三个地缘板块的要冲，占据台湾，就可以同时面向这三个板块进行贸易通商和殖民活动。这就是西班牙人和荷兰人先后来到台湾进行殖民活动的原因之一。与欧洲殖民者的经济模式相似，郑芝龙-郑成功集团也是因海外贸易而崛起，他们父子同样明白台湾在海权上的战略地位。因此郑芝龙在台湾海峡的料罗湾海战击败荷兰人，并且大规模组织福建移民去台湾，郑成功更是击退荷兰殖民者，直接在台湾建立第一个汉族政权。郑成功收复台湾不久后就逝世，如果他有幸活得更长久一些，无论他下一步的战略是以台湾为基地北上继续抗清，还是南下进攻菲律宾的西班牙人，或者短期内不进行大规模军事行动而致力于稳定台湾，有一点可以肯定，他会继续坚持贸易通商，进一步加强海军，控制东方的制海权。
然而，天不假年，1662年，郑成功39岁英年早逝，他还有太多的使命没有完成。关于他的评价，正如对手康熙皇帝撰写挽联道：“四镇多贰心，两岛屯师，敢向东南争半壁；诸王无寸土，一隅抗志，方知海外有孤忠。”台湾的明郑政权，在1883年最终被清朝攻取。对于郑家，或者明朝遗民来说，这无异于是个重大的不幸，因为最后一个明朝旗号的政权灭亡。而对于清朝来说，统一中国完成了重要一步。更重要的是，从中国地缘稳定的角度来看，台湾与大陆的重新统一，为中国地缘板块的完整，特别是进出太平洋的自由，提供了可能性。
如果暂时抛开君臣大义和民族、种族问题的思维方式，单单从地缘的角度分析中国的陆权和海权。那么，无论是立足东海（中国-日本沿海岛屿）的倭寇，还是立足台湾海峡（金门-厦门-台湾）的郑氏集团，抑或是立足西欧、占据亚洲主要海峡据点、控制东方贸易航线的荷兰人，都是海权势力。而完整控制东亚大陆的明朝、清朝，都是陆权势力。
不同于日本、希腊、西欧这些依靠海岸线的半岛、群岛国家，中国处在东亚大陆，拥有最适合农耕的大平原。这也确立了自古以来农耕文明为本的大陆政权体系，而“南船北马”，南方的长江、运河、湖泊造就了内河水师，北方的草原造就了骑兵，而中原和南方山地丘陵造就了步兵。统一中国的政权，拥有这些军事力量，就能成就强大的陆权帝国。而中国的海权力量，只能在沿海的狭长海岸线上活动，要么附属于大陆的中央政权，一旦试图武力挑战中央政权的统治秩序，必然面临失败。所以14世纪的方国珍、16世纪的王直、17世纪的郑芝龙这三个海上集团领袖，尽管年代不同，性格各异，但他们有个共同点：都不愿抗争到底，而是见好就收，希望和解和招安。因为中国的地缘特点决定了，沿海势力终究只能影响沿海，难以渗透内陆，就像盛夏的台风，虽然强烈来袭却只能影响沿海省份。反之，统一北方和中原的政权，就能集中强大的人力、物力，进一步统一沿海，就像冬季几乎覆盖全国的寒潮。所以选择与大陆清朝政权抗争到底的郑成功，他的家族割据台湾的海权势力，最终还是无法对抗康熙皇帝所统治的，拥有东亚大陆的陆权帝国。
收复台湾后，清朝继续向西北的亚欧大陆腹地扩张，超过以往朝代，对汉满蒙回藏五个板块实施有效统治，并在外围拥有一批藩属国，建立了强大的陆权帝国。然而，进入19世纪，西欧各国经历翻天覆地的变化，再次从东南沿海敲开大门。此时的英法，早已不是16、17世纪的葡萄牙、西班牙和荷兰。同样也是海权帝国的英国，在19世纪成为日不落帝国。之后的日本，历经明治维新，也一跃成为海权强国，甲午一战，就是海权战略的日本，击败海防战略的中国（清朝）。因为日本联合舰队的战略是夺取黄海的制海权，而北洋舰队的战略仍然停留在守卫沿海的传统海防思路，而不是主动出击，海上决战，取得制海权。《马关条约》的耻辱，其实也是海防战略败给了海权战略。中国近代的百年屈辱史，本质上也是明清时代压制本土的海权造成的。道理很简单，大海就在那儿，大海的价值也在那儿，你不主动去要，别人总会来要的。一旦坐视大海沦丧，不禁很难再拿回来，而且对手会以大海为基地，进一步挑战大陆腹地。那样的痛苦，就像燕云十六州之于北宋一般。
汉朝和唐朝的强盛，在于统一中国本土后，进一步沿着河西走廊控制西域，建立陆权帝国。因为当时的陆上丝绸之路的要冲就在西域。控制西域，意味着在军事战略上夺取中亚的核心制高点，在经济上控制商贸中心，在文化上输出中华文明的同时引入印度、波斯、希腊-罗马、伊斯兰各文明。盛唐的开放和包容亦源于此。而进入宋朝，燕云和西北地区控制权的沦丧，促使宋朝转向东南方的大海，建立海军发展海权，以海上丝绸之路发展海外贸易。再看当下，我们现在所强调的一带一路，正是对昔日这两条丝绸之路的重视与复兴。
而到了明朝，世界贸易的中心已经从陆上丝绸之路转到海上丝绸之路，如果能够有效地把这些中国人的海商-海盗招安，由他们去海外开拓，开拓的土地都归于大明，本来就是两利的事情。王直也一直持这个观点，他希望能够接受他的招安，由他降服分裂混战的日本各藩；郑芝龙也是希望招安，但是明朝与海上势力的和解来得太晚，此时明朝政权已经风雨飘摇。在大航海的时代背景下，这些中国民间的海商-海盗，原本也是可以和同时代西欧的哥伦布、麦哲伦、达伽马一样，远航海外，开拓新的世界。
“亦商亦盗，舰船浮沉三千里。可褒可贬，海洋纵横八百年”。从传统王朝史观而论，那些东海上的枭雄们，不服王化，抛弃土地和祖宗，打家劫舍，是海贼、倭寇。但是从全球史观和文明史观而论，作为中国民间海上势力的代表，他们控制海权，建立海军，开辟海上丝绸之路，建立海上交通网，促进了文明的传播交流。他们是当之无愧的英雄。
海防，还是海权？戚继光和郑成功用毕生心血实践自己的抱负，而这个问题，最终还是留给我们后人解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