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片取材于歌唱家艾玛·德斯婷的自传前半部分。

艾玛·德斯婷1878年2月26日生于布拉格。原是一位优秀的小提琴手，1898年她20岁时，首次在柏林一家剧院演出，获得了成功。此后，足迹遍及欧美著名歌剧院，也曾在英国皇家剧院、考文垂花园及美国大都会歌剧院演出，一时声誉鹊起。她演出过《卡门》、《茶花女》、《费加罗的婚礼》、《蝴蝶夫人》等歌剧，得到了世界性音乐权威们的好评。捷克人民把她视为国家的瑰宝，以本民族产生了这样一位杰出的歌唱家而引为自豪。

艾玛·德斯婷这个名字是为感谢与铭记她的音乐启蒙老师玛丽亚·劳威·德斯婷而取的。艾玛博学多艺，不仅演唱出色，她还擅长写诗、写剧本、写传记，还常作曲。

一战后艾玛又回到舞台，到世界各国继续她被战争中断的演出。1930年1月去世，年仅52岁。现在世界上留有她灌制的200多张唱片。

影片截取的这段生活明白地显示了艾玛爱祖国、爱人民，不屈服于侵略者的大义凛然的风范。剧中故事发展的过程，也是真实的历史事件。

艾玛回国前，美国某演出公司愿提高两成包银与她签约，作为一名正走红的歌唱家，似锦前程已熠熠在望。艾玛是醉心于已取得的鲜花、掌声、金钱、名誉、地位，继续唱她的《卡门》或《蝴蝶夫人》，去创造新的声誉呢？还是不怕风险回到灾难深重的祖国去参加救亡运动？影片的编导以此为开端，一锤定音，确定了艾玛的基调：毅然回到心爱的祖国，决心把自己的命运和祖国人民的命运结合在一起。

初达国境线，矛盾就展开。作为一位红歌唱家，她摆出应有的“派头”，坐着专列，带着秘书、随从、厨子等浩浩荡荡地回国来，她以为占领军会慑于她的声望而能让她顺利通过国境线。孰料她那条藏有爱国者密码的披肩已成了占领军注视的焦点，她马上受到监视盘查，作为一位歌唱家以保护嗓子为名拒不脱下披肩，这是无可非议的。占领军要取得它，因为里面藏有密码，歌唱家要保护它，也因为它里面藏有密码。当敌人将艾玛投进监狱，并获得密码后，便以此披肩作诱饵，释放艾玛。而艾玛并不知情，仍痴情地等待着爱国者组织来人把披肩取走。她一往情深地唱着《月亮颂》（她的捷克同胞德沃夏克作曲）“啊！月亮，请你传句话，告诉他，我在这里等着他……”她把披肩视作生命，时时处处带着它。编导巧妙地利用了披肩这一道具作为贯穿全剧的线索。

影片设置了艾玛和维克多的一段情缘。艾玛钟情于维克多，始终如一地爱着他。她要求维克多能和她亲亲热热地在一起度过一年中仅有的两个月就可以了。这是一般事业心强的女人对私生活的理想和愿望，带有浪漫的色彩，也是一战前后欧洲上流社会中颇为风行的时尚。而维克多是个讲求实际的人。他想要建立家庭，拥有妻子和孩子。这种矛盾显然难以调和，为了艾玛的艺术生命，维克多离开了她。然而事情并没有就此结束。敌人逮捕了维克多，要他监视艾玛。但他们旧情难忘，且热爱自己的祖国，于是联合起来对付敌人。当敌人再次逮捕维克多，艾玛请求占领军上校放了他，而当上校说维克多可以释放，她也可以出国，但条件是她应充当间谍为他们服务的时候，艾玛最后选择的不是维克多，而是祖国和人民。为此，她铿锵有力地说：“人得有廉耻，不能什么都干，不能出卖祖国！”她以凛然正气，捍卫了祖国的尊严，捍卫了一个真正艺术家的尊严。

影片中另一个人物颇有意思，即美国一家演出公司的塞缪尔，当他得知了艾玛回国后的真实情况后，竟提出艾玛和他假结婚的荒唐建议，让艾玛“趁现在还红”到国外“再捞一把”。在这个美国演出公司代理人的概念里，金钱是高于一切的“上帝”，他这一建议合乎情理，也很符合这样一个人物的性格。但当他目睹了捷克人民对艾玛的热烈欢迎程度，竟也被艾玛和人民融为一体的情景所感动，说“我从来没有看到过这么好的演唱！”

艾玛处在占领军种种阴谋和威胁的包围之中，形势十分严峻。但她不顾一切，冲破敌人的层层封锁，走到剧院、广场、原野、乡村为人民演唱，用自己的歌声鼓舞人民，也从人民中汲取力量。影片表现了艾玛高尚的情操，炽热的爱国热情和民族自尊感。当战争结束时，艾玛虽失去个人的一切，却并没有那种失落、空虚、怅惘的情绪。她独自漫步在林中小路上，歌声响彻晴空。观众从她的歌声中联想到她的祖国和人民，她正是为了祖国和民族的自由解放而献出了自己的一切。

这是一部以歌唱贯穿始终的音乐片，许多难得一闻的名曲穿插其中，令人心旷神怡。同时，作为一部音乐片，剧情规定了剧中人没有太多的外部动作去展示性格，只能依靠演员细微的内心动作去体现。特尔佐诺沃娃在本片中的表演获得了国内外评论家的称许。她扮演的艾玛，除了具有歌唱家们普遍具有的气质和外形外，还隐隐潜藏着一个爱国者那冷静、沉着、坚韧不拔的品格。可以说，剧中艾玛可能存在的内心冲突和心理活动，特尔佐诺沃娃都恰到好处地表现出来了。

由于技术条件的限制，当时艾玛灌制的唱片，在拍摄此片时已不能使用，电影中的大量歌唱，都由当代女歌唱家班纳斯科娃演唱。她那宽厚的嗓音和高超的演唱技巧，也为影片增添了不少光彩。

编导克列伊契克是捷克斯洛伐克功勋艺术家，曾三次获得国家奖金。他的某些作品体现了捷克传统电影向“新浪潮”过渡的特色。从他的作品里不仅可以看到他的创作风格与特点，还可窥见捷克斯洛伐克电影发展史的种种迹象。他的主要作品有：《良心》（1949）、《觉醒》（1959）、《更高原则》（1960）、《午夜弥撒》（1962）、《怀疑》（1973）等。